“中国玉学玉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

(记者班晓悦)中国玉器,万载流芳。从以玉事神到以玉载礼,从以玉比德到以玉养性,玉器润养了中华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基因,雕琢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融合路径。为探究中国玉文化深厚内涵,推动玉学研究进一步发展,4月28-29日,“中国玉学玉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从玉器、玉文化、玉料、治玉工艺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交流。

玉之起源,与石器分化同步。在新石器时代,磨制、钻孔、抛光等制作工艺上有了较大发展。远古先民有意识地选择颜色、韧性、硬度俱佳的美石加工,制作出了早期玉器形态。

取之自然,成于人间。玉器在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后石家河文化等多处史前遗址中均被发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大顺表示,玉器在史前时代既是权力、财富的象征,亦是祭典中的通神礼器。史前玉器及其通神功能的确认,将中国古玉发展脉络全序列呈现,极大地带动了古玉阶段性和连续性研究,成为此后古玉综合与专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史前玉器以神像为主要题材,源于史前先民的“神祖灵”信仰。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介绍,先民相信氏族祖先的生命来自神祇,神灵动物曾担任神祇引渡生命至人间的使者,因此将神祇、祖先、神灵动物视为“神祖灵”信仰,三者可相互转型,这便是史前宗教的“三位一体”观。

神像创作的核心思想是加持。在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看来,加持可分为本尊塑造和外部烘托。对本尊采用飞鸟羽毛点缀、宝石镶嵌的冠冕以及眼睛、胡须、獠牙等面部造型的夸张。外部则根据祭祀神灵的差异,辅以云彩、日月、凤鸟、螭龙等不同纹饰图案。

玉龙是红山文化神权的象征,而既为武器又作礼器的钺则是军权的象征。据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周晓晶介绍,在辽宁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中,出现了玉龙与石钺一起随葬的情况,充分证明了红山文化时期已有集神权和军权于一身之人,打破了学界对红山古国仅是神权古国的固有认知。此外,半拉山墓地出土的很多玉器表面有明显的切割痕迹,甚至还有制玉废料管钻芯以及半成品、残次品,这些玉器为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提供了珍贵物证。

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的玉蟾蜍,是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精品玉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从仰韶文化的蟾纹彩陶到后石家河文化的蟾蜍玉器,传世文物见证了远古先民对以蟾蜍为代表的自然生灵的崇拜;若将其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对鸟玉佩饰结合来看,也可说明早在史前时代日乌月蟾就已成为阴阳观的象征。

以鸟为主题的玉器,在商周时期尤为盛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教授朱勤文表示,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出土的玉鸟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虚构的人鸟、龙鸟合体的神灵动物;另一类是写实的鸽、鹦鹉、鸮、燕、鹅等自然界中常见鸟类。这些玉器反映出西周人民热爱自然、崇拜鸟的文化传统。

辽金元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创立的政权,其玉器表现题材多为自然界中的动植物,充满山林野趣。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张润平介绍,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辽代形成了“四时捺钵”的习俗。捺钵,契丹语,原义为行宫营帐,后引申为帝王的渔猎活动。辽金元的春蒐秋狝活动在春水玉和秋山玉上烙下了别具一格的时代印记。春水玉主要展现海东青狩猎天鹅或大雁的场景,辅以芦苇,水草及荷花等纹饰,晕染春天的勃勃生机;秋山王则以山林中的虎、熊、鹿为主题,并有山石、灵芝等图案,尽显深秋北方草原天高地阔、禽兽驰骋的美景。

玉器,作为中华文明最悠久的载体之一,将分散在华夏各地的古老文明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良渚文化,是与红山文化齐名的新石器时代两大玉文化中心之一。结合多年文物鉴定经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琳表示,除本地玉料外,部分良渚玉器也使用了来自辽宁岫岩的透闪石玉料,这或可证明良渚族群与红山族群存在接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介绍,2001年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玉琮,经研究证明为良渚人制造。这件玉琮从太湖地区进入中原,后又从中原地区来到成都平原,或可说明金沙遗址的高层次文化遗存与良渚后裔有关。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是蜀文化的代表,其文化遗存不仅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息息相关,还继承了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亚锋推测,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群的出现,是中原文化南下带来的崇玉观念和多种考古学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碰撞交融而形成的复杂精神认知体系,以及继承自良渚文化的琢玉技艺三方要素共同促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员王方提出,蜀文化庞大的青铜器、玉器群体与石家河玉器在造型、工艺等诸方面存在相似的文化因素。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对虎、鸟、蝉等动物的崇拜在三星堆和金沙的祭祀用品中均有体现;后石家河玉器的圆雕、透雕等技艺在古蜀的青铜铸造、玉石雕琢中均被传承,这说明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长江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存在着族群渊源与文化互动。

与蜀地相邻的巴地,其玉文化也深受周边文化的影响。巴人偏居西南,玉石资源匮乏,墓葬中少见玉器,故而出土于重庆小田溪巴人墓群中的成套玉具剑弥足珍贵。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梁冠男表示,这套玉具剑造型规整,饰以谷纹、四角星纹、勾连云纹纹等,已不见巴人自身的文化元素,更多体现的是中原地区和楚地玉具剑的风格。这不仅说明了墓葬主人的身份高贵,也印证了周边文化对巴地的深刻影响。

随身装饰玉器的风俗源于史前,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璜、玦、管、珠、坠等饰品。汉代以后,装饰玉的种类和形式日趋丰繁,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是令海外珠饰流入中国。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喻燕姣表示,湖南地区的汉墓出土珠饰来源复杂、风格多样,既有来自东南亚、南亚、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品,也有合浦、广州等地根据海外珠饰制作的仿品。珠饰虽小,却是中外文明交相辉映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盛的见证。

现藏于北京北海公园玉瓮亭的元代宫廷贮酒器渎山大玉海,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一件古代传世玉器,也是元代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载体。在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员于平看来,渎山大玉海在题材纹饰、布局构图、雕刻技艺、艺术风格等各个方面,体现了蒙古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西亚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古代玉器与玉文化发展史上璀璨夺目的艺术瑰宝。

会议由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湖南省博物馆、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长沙博物馆联合主办。开幕式由长沙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王立华主持。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湖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郭学仁、中国文物学会秘书长兼副会长黄元等发表致辞。闭幕式由喻燕姣主持,徐琳作学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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